第十四章

股票大作手回忆录 | Chapter XIV | Edwin Lefevre 著 / William J. O'Neil 注释 | 完整翻译

一直让我耿耿于怀的是，在我离开威廉姆森-布朗公司之后，市场的好机会就消失了。我们一头撞进了一段漫长的无利可图时期——四年颗粒无收的荒年。一分钱也赚不到。正如比利·亨里克斯曾经说过的那样："那种市场，连臭鼬都没法弄出点味道来。"

在我看来，我仿佛跟命运结了仇。也许是天意要磨炼我，但我确实没有骄傲到需要摔一跤的地步。我也没有犯过那些投机客必须在账户借方偿还的投机大罪。我不是犯了典型的傻瓜错误。我所做的——或者说没做到的——放在四十二街以北会赢得赞许而非责备。但在华尔街，那是荒谬而代价高昂的。而最糟糕的是，它有一种倾向，让人在股票行情区里变得不太愿意让自己保留人性的感情。14.1

14.1 Livermore 在这一时期实际上拥有两艘蒸汽游艇—— Venetia 号和 Anita 号。Venetia 号排水量 580 吨，长 310 英尺，配有八间客舱和一支二十余人的船员队伍，1908 年从铁路金融家 Morton F. Plant 手中购入。Anita 号长 202 英尺，原为钢铁巨头 John H. Flagler 所有。因棉花投机与 Theodore Price 合作亏损，Livermore 被迫用 Anita 号抵偿五万美元的经纪账户。到 1910 年，Venetia 号也已转手给旧金山的糖业巨头 John D. Spreckels。1917 年 Venetia 号被美国海军征用，装备了三英寸炮和深水炸弹，在一战中执行反潜任务。

我离开威廉姆森的公司，又尝试了其他经纪行。在每一家我都亏了钱。这是活该，因为我试图强迫市场给我它根本给不了的东西——也就是赚钱的机会。我在获得信用额度方面倒没有什么困难，因为认识我的人都信任我。你可以从这件事感受到他们对我的信心有多强：当我最终停止信用交易时，我欠下的债务远远超过了一百万美元。

问题不在于我失去了手感，而在于那悲惨的四年里，赚钱的机会根本就不存在。但我还是硬撑着，试图攒回一笔本金，结果只是让债务越滚越大。在我不再自己操作之后——因为我不愿意再欠朋友们更多的钱——我靠替那些相信我足够懂行、能在沉闷的市场中打败它的人管理账户来维持生计。作为报酬，我获得利润的一定百分比——如果有利润的话。我就这样过活。好吧，只能说我就这样维持着生命。

当然，我并不总是亏损，但我从来赚不到足以让我实质性减少债务的金额。最终，随着情况越来越糟，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泄气的苗头。

一切似乎都跟我过不去了。我没有到处哀叹从百万富翁和游艇堕落到了负债累累和简朴生活。我不喜欢这个处境，但我没有沉溺于自怜。我也不打算耐心等待时间和天意来结束我的窘迫。因此我开始研究自己的问题。显然，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赚钱。要赚钱我只需要成功地交易。我以前做到过，我必须再次做到。我过去不止一次从一根鞋带大小的本金滚到几十万。迟早，市场会给我一个机会。14.2

14.2 Livermore 不是唯一一个拿投机者和商人做类比的人。芝加哥商品交易员 Arthur W. Cutten——那个年代最成功也最臭名昭著的谷物操盘手之一——说过："我认为商人和投机者之间最关键的气质差异在于，当商人有了一点小利润时，他就手痒想拿到手。他所有的训练都让他倾向于不断周转资金。有时候，我观察商人从事投机时发现，他们在自以为谨慎的时候反而最冒进。" Cutten 是 Livermore 在 1920 年代最苦涩的对手之一。他天生对农产品交易有直觉，1906 年前已经靠小麦和其他谷物交易致富。1920 年代牛市中积累了巨额财富，1929 年崩盘时损失了五千万美元，但 1930 年迅速转为做空，恢复了财富。1930 年代他被媒体口诛笔伐、被监管机构和检察官以市场操纵和逃税罪名追究，最终在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最高法院判决中洗脱了操纵指控，去世时净资产在五千万到一亿美元之间。

我说服了自己，问题出在我身上，而不是市场。那么我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我以一种跟平时研究各种交易难题一样的态度问了自己这个问题。我冷静地思考了一番，得出结论：我的主要困扰来自于对所欠债务的忧虑。我从来没有一刻摆脱过那种精神上的不适。我必须解释一下，这并不仅仅是对负债本身的意识。任何生意人在正常经营过程中都会产生债务。我的大部分债务实际上不过是经营性债务，是由于对我而言不利的经营环境造成的，跟一个商人遭遇了异常漫长的反季节天气所承受的苦难没什么两样。

当然，随着时间推移，我还不上钱，对自己的债务也就不那么淡定了。我来解释一下：我欠了超过一百万美元——全部都是股市亏损，请记住。我的大部分债主都很通情达理，不来烦我；但有两个人确实缠得我不胜其烦。他们总是跟着我。每次我做了一笔赚钱的交易，他们都会第一时间出现，想知道所有细节，并坚持要求立刻拿到他们的钱。其中一个人——我欠他八百美元——威胁要起诉我、查封我的家具，等等。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认为我隐匿了资产，除非是因为我看起来不太像一个即将饿死在街头的流浪汉。

在我研究这个问题时，我发现这不是一个需要读报价纸带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读懂我自己的问题。我相当冷血地得出了结论：只要我还在担忧，我就永远做不成任何有用的事；而同样显然的是，只要我还欠着钱，我就会一直担忧。我的意思是，只要有任何债主有能力烦扰我、或者在我攒够像样的本金之前就坚持要求还钱、从而干扰我的东山再起，我就无法安心。这一切都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我对自己说："我必须申请破产。"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让我的心灵得到解脱？

听起来既简单又合理，不是吗？但实际上极其令人不快，我可以告诉你。我很不情愿这样做。我不愿意让自己陷入被误解或被错误评判的境地。我自己从来不太看重金钱。我从来没觉得钱重要到值得为它撒谎。但我知道并非所有人都这么想。当然，我也知道如果我重新站起来，我会把所有人的钱都还清，因为义务依然存在。但除非我能够像从前那样交易，否则我永远也还不上那一百万。

我鼓起勇气去见我的债主们。对我来说这是一件极其艰难的事，尽管他们大多数是私人朋友或老相识。

我相当坦率地向他们解释了情况。我说："我走这一步不是因为我不想还你们钱，而是因为，为了对你们和我自己都公平，我必须让自己处于一个能够赚钱的位置。我断断续续地想了两年多，但我就是鼓不起勇气坦率地跟你们说。如果我早这么做了，对大家都好得多。归根结底就是这么回事：只要我被这些债务骚扰和搅乱，我就绝对不可能恢复到从前的自己。我决定现在做一年前就该做的事。除了刚才给你们的理由之外，我没有其他原因。"

第一个人说的话基本上就是所有人说的。他代表他的公司表态。

"利文斯顿，"他说，"我们理解。我们完全了解你的处境。我告诉你我们怎么做吧：我们直接给你免除。让你的律师起草任何你想要的文件，我们签字。"

这基本上就是我所有大债主说的话。这是华尔街的另一面。这不仅仅是随意的好脾气或体育精神。这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商业决定，因为这显然是好买卖。我既感激他们的善意，也佩服他们的商业头脑。

这些债主免除了我总计超过一百万美元的债务。但那两个小债主不肯签字。其中一个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欠他八百美元的人。我还欠一家已经破产的经纪公司六万美元，接管人不认识我，从早到晚地追着我不放。即使他们有心效仿我最大的那些债主，我想法院也不会允许他们免除债务。总之，我的破产清单加起来只有大约十万美元；但正如我说过的，我实际上欠了远超一百万。14.3

14.3 1915 年 2 月，《纽约时报》以大标题报道："棉花'大王'破产。"报道解释说，由于 1913-1914 年的股票交易亏损，Livermore 自愿申请破产，债务总额 102,474 美元。主要债主是经纪公司 Mitchell & Co。到 6 月，Livermore 的债务已获免除。据说他的债主"没有逼他还款，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此前支付的佣金已经是这些债务金额的好几倍了"。没有任何一位债主对他的破产免除提出异议。

在报纸上看到这条新闻极其令人不快。我一直都全额偿还债务，这次新体验让我感到极度羞耻。我知道只要我还活着，总有一天会还清所有人的钱，但看到那篇文章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看到报纸上的报道之后，我羞于出门。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退了，我无法告诉你那种解脱感有多强烈——知道自己不会再被那些不理解一个人必须把全部心思放在事业上才能在股票投机中成功的人骚扰了。14.4

14.4 1914 年的金融市场仍在承受 1907 年恐慌和 1913 年严重衰退的余波，又遭遇了由欧洲战争爆发引发的 1914 年短暂而剧烈的恐慌。外国投资者迅速抛售美国证券并将利润汇回本国，导致黄金外流和货币紧缩。纽约证券交易所在 1914 年 7 月至 12 月间关闭。同时，欧洲可能无法接收美国农作物的担忧导致商品价格暴跌。美国财政部和联邦储备从商业银行筹集了一亿美元的棉花贷款基金来救助受价格下跌冲击的农民。钢锭产量从 1914 年 3 月的 250 万吨降至 11 月的 160 万吨，美国钢铁的雇员从 22.8 万人降至 17.9 万人。

我的心灵现在自由了，可以不受债务困扰地重新开始交易，下一步就是找到另一笔本金。证券交易所从七月三十一日到十二月中旬一直关闭，华尔街一片萧条。很长一段时间里根本没有任何生意可做。我欠了所有朋友的钱。我不太好意思因为他们对我一直那么客气友好就再请求他们帮忙，何况我知道那时候谁也没有能力为别人做太多。14.5

14.5 Livermore 找经纪行帮忙不止一两次了。不只是从 E. F. Hutton 那里借了五百美元。《纽约太阳报》在 1910 年写道："Jesse Livermore......在遭受挫折时不止一次从他的经纪人那里得到帮助。"报纸补充说，"与大操盘手有业务往来的经纪人往往会出手相救，帮助这些操盘手在市场逆转时免于彻底输光。"这么做当然是为了保护一个有价值的佣金来源。

要弄到一笔像样的本金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因为证券交易所关闭后，我没法请任何经纪人为我做任何事。我在几个地方试过了。毫无用处。

最后我去找了丹·威廉姆森。那是 1915 年 2 月。我告诉他我已经甩掉了债务这个精神上的梦魇，我准备好像从前一样交易了。你应该记得，当他需要我的时候，他主动提出给我用两万五千美元，我都不用开口。

而现在轮到我需要他了，他说："当你看到什么看好的东西，想买五百股的话，就去做吧，没问题。"

我谢了他就走了。他曾经让我错失了赚大钱的机会，而他的公司从我身上赚了一大笔佣金。我承认，一想到威廉姆森-布朗没有给我一笔像样的本金，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我本来打算一开始保守操作。如果我能以一个稍微好一点的仓位起步——不只是五百股——我的财务复苏会更容易更快。但不管怎样，我意识到，虽然条件有限，但这终究是我东山再起的机会。

我离开丹·威廉姆森的办公室后，研究了整体形势和我自己的具体问题。当时是个牛市。这一点对我来说跟对其他成千上万的交易者一样清楚。但我的本金仅仅是一个允许我持有五百股的承诺。也就是说，我没有任何回旋余地。我承受不起哪怕一点点起步时的挫折。我必须靠最初那一笔操作就积累起本金。那五百股的首次买入必须盈利。我需要赚到真正的钱。我知道，除非我有足够的交易资金，否则我无法运用良好的判断力。没有充足的保证金，就不可能以那种冷静超然的态度对待这个游戏——而这种态度来自于承受得起一些小额亏损的能力，就像我以前在下大注之前试探市场时经常做的那样。14.6

14.6 一战的持续使人们越来越清楚，长期冲突将大幅增加对钢铁的需求——枪管需要锻造，战舰需要建造。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的历史可追溯至 1857 年，但 Livermore 时代的公司实际上诞生于 1901 年，当时前美国钢铁总裁 Charles Schwab 买下了多数股权并开始振兴公司。"伯利恒钢铁原本只是一个小型特种生产商；在 Schwab 接管后不到十年，他就把它打造成了美国第二大、最多元化的钢铁公司。"伯利恒 1887 年与美国海军建立了密切关系，1906 年拥抱了 Henry Grey 在 1897 年发明的结构钢（现代工字梁），后来为金门大桥、华盛顿大桥、胡佛水坝和克莱斯勒大厦供应了钢材。公司在 2001 年衰退中破产。

我想我当时正处于作为投机者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最关键的时期。如果这一次我失败了，谁知道我什么时候——如果还有机会的话——才能再弄到一笔本金再试一次。很明显，我必须等待确切的心理时机。

我没有去威廉姆森-布朗的办公室。我的意思是，我故意在整整六周的连续盯盘中远离他们。我怕一旦去了办公室，知道自己可以买五百股，我就可能在错误的时间或错误的股票上被诱惑去交易。一个交易者，除了研究基本面条件、记住市场先例、把握外部公众的心理以及了解经纪人的局限之外，还必须认识自己，并防范自己的弱点。没有必要因为自己是人而生气。我已经认识到，了解如何读懂自己跟了解如何读懂报价纸带一样必要。我以完全相同的心态和精神来研究和计算自己对特定冲动或活跃市场中不可避免的诱惑的反应，就像我考量农作物状况或分析盈利报告一样。

于是，日复一日，身无分文却急切想要恢复交易的我，坐在另一家经纪行的行情板前——在那里我连一股都买不了或卖不了——研究市场，不放过报价纸带上的任何一笔交易，等待着心理上可以拉响全速前进汽笛的那个时刻。

鉴于全世界都知道的条件，在 1915 年初那些关键的日子里，我最看好的股票是伯利恒钢铁。我在道义上确信它会大幅上涨，但为了确保我的第一笔操作——这是必须赢的——我决定等到它突破票面价值（100 美元）。

我想我跟你说过，根据我的经验，每当一只股票第一次突破 100、200 或 300 的时候，它几乎总是会继续上涨 30 到 50 个点——而突破 300 之后的涨势比突破 100 或 200 之后更快。我早期的大手笔之一就是在 Anaconda 突破 200 时买入，隔天在 260 卖出。我在股票刚刚突破票面价值时买入的做法可以追溯到我早年在对赌行的日子。这是一条古老的交易原则。

你可以想象我有多渴望回到以前的规模进行交易。我迫不及待地想开始，满脑子只有这件事；但我勒住了自己。我看着伯利恒钢铁一天天攀升——正如我确信它会的那样——然而我就在那里，压制着自己冲到威廉姆森-布朗办公室买五百股的冲动。我知道我的第一笔操作必须尽可能地接近万无一失。

那只股票每涨一个点就意味着我少赚了五百美元。头十个点的上涨意味着我本可以加码，手上不是五百股而是一千股，每涨一个点为我赚一千美元。但我坐稳不动，我没有听从高声叫嚣的希望或喧闹的信念，而是只听从经验平静的声音和常识的忠告。一旦我攒够像样的本金，我就可以承担风险了。但没有本金，冒险——哪怕是小小的冒险——都是我完全承受不起的奢侈。六周的耐心等待——但最终，是常识对贪婪和希望的胜利！

当股价涨到 90 的时候，我真的开始动摇，汗都急出来了。想想看，因为没有买入，我在如此看好的情况下已经错过了多少。嗯，当它涨到 98 的时候，我对自己说："伯利恒钢铁要突破 100 了，一旦突破，屋顶都要被掀翻！"报价纸带也清楚明白地说了同样的话。事实上，它简直是在用扩音器喊。我跟你说，当报价机还在打印 98 的时候，我已经在纸带上看到了 100。而且我知道那不是我希望的声音或渴望的幻象，而是我读盘直觉的断言。所以我对自己说："我不能等到它真的突破 100 了。我必须现在就买。它突破票面价值已经跟板上钉钉一样了。"

我冲到威廉姆森-布朗的办公室，下单买五百股伯利恒钢铁。当时的市价是 98。我以 98 到 99 的价格买到了五百股。之后它一路飙升，那天晚上收盘我记得是 114 或 115。我又买了五百股。

第二天伯利恒钢铁涨到了 145，我有了我的本金。但这是我挣来的。那六周等待正确时机的过程是我经历过的最紧张、最磨人的六周。但它回报了我，因为我现在有了足够的资金去做有规模的交易。光靠五百股股票，我永远也走不到哪里去。

不管做什么事，起步对了都至关重要，而我在伯利恒钢铁的交易之后确实做得非常好——好到你不会相信是同一个人在操作。事实上我确实不再是同一个人了，因为此前我被骚扰、判断失误，而现在我心安理得、判断正确。再也没有债主来烦我，也不再缺少资金来干扰我的思考或阻碍我倾听经验那真实的声音，所以我一路赢下去。

突然之间，就在我一帆风顺地走向确定无疑的财富时，卢西塔尼亚号事件爆发了。14.7 人时不时会在太阳神经丛挨上这么一拳，大概是为了提醒他一个悲哀的事实：没有任何人能在市场上永远正确到不受意外亏损的打击。我听人说过，没有哪个职业投机者会被卢西塔尼亚号被鱼雷击沉的消息重创，他们接着就会告诉你他们比华尔街更早知道这个消息。我没有聪明到靠提前获得情报来脱身，我能告诉你的只是，由于卢西塔尼亚号事件和一两次我不够聪明没能预见的其他逆转所造成的损失，到 1915 年底我在经纪人那里的余额大约是十四万美元。那就是我实际赚到的全部，尽管在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对市场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14.7 1915 年 5 月 7 日卢西塔尼亚号沉没，在交易大厅引发了恐慌浪潮。《纽约时报》写道："在确认卢西塔尼亚号已被击沉的电报到达后，股市出现了恐慌性行情......各类股票被抛售一空。"恐慌持续了仅半小时，随后强劲反弹收回了部分跌幅。伯利恒钢铁从最高 159 美元跌至最低 130 美元，随后反弹至 145 美元收盘。当天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 4.5%，为 1915 年全年最大单日跌幅。

第二年我做得好多了。我非常幸运。我在一个狂野的牛市中极度看多。形势确实在朝我有利的方向发展，除了赚钱没别的事可做。这让我想起了标准石油公司已故的 H. H. 罗杰斯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有时候一个人想不赚钱都难，就像不打伞出去下雨天不被淋湿一样。那是我们所经历过的最清晰明确的牛市。对每个人来说都很明显，协约国在美国的各种物资采购使美国成了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我们拥有所有别人没有但又要买的东西，而且我们正在迅速囊括全世界的现金。我的意思是，全世界的黄金正如洪流般涌入这个国家。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当然，这意味着所有东西的价格都会上涨。14.8

14.8 1915-1916 年，美国收到了约 9.5 亿美元的黄金。俄罗斯帝国银行送来了 3.4 亿美元黄金储备；英国将这两年南非金矿的全部产量——约 5 亿美元——转运到美国；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贡献了其余部分。到 1917 年 4 月美国参战时，协约国已购买了 70 亿美元的美国食品和军事物资。到 1918 年战争结束时，美国出口几乎增加了两倍，而进口仅增加了一倍。联邦储备工业生产指数从 1914 年 11 月的 39 低点升至 1915 年 5 月的 54，次年跃升至 75。

这一切从一开始就如此明显，以至于几乎不需要人为拉抬。这就是为什么前期准备工作比其他牛市少得多。不仅这轮"战争新娘"热潮比以往所有牛市都更自然地发展起来，而且事实证明它给普通公众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利润。也就是说，1915 年的股市盈利在分配上比华尔街历史上任何一次牛市都更加广泛。14.9 至于公众没有把所有的账面利润变成真金白银，或者说他们没有长期保住实际兑现的利润，那不过是历史在重演。没有哪个地方的历史会像华尔街那样频繁而如此一致地重复自己。当你阅读当代关于繁荣或恐慌的记述时，最让你震撼的一件事就是，无论是股票投机还是股票投机者，今天和昨天几乎没有区别。游戏没有变，人性也没有变。

14.9 1915 年股市迎来了不可思议的一年。道琼斯工业指数全年上涨 82%，收于 99.15 点。道琼斯运输指数上涨 22%，收于 108.05 点。

我跟着 1916 年的涨势一路做多。14.10 我跟所有人一样看多，但我当然始终保持着警觉。我知道——就像所有人都知道的那样——涨势必有尽头，而我一直在留意预警信号。我对猜测信号会从哪个方向来并不特别感兴趣，所以我没有只盯着一个地方看。我从来没有——也从来没觉得我应该——永远忠于市场的多头或空头某一边。牛市增加了我的银行存款或者熊市特别慷慨，我都不认为这构成了在收到撤退警告之后还继续坚守多头或空头一边的充分理由。一个人不会对多头或空头任何一方发誓永远效忠。他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做对。

14.10 道琼斯工业指数在 1916 年 11 月 21 日升至 110.15 点的高位，然后滑落至 95 点收盘。道琼斯运输指数在 10 月 4 日触及 108.28 点的高位，然后跌至 105.15 点。

还有另一件事要记住，那就是市场不会在一次辉煌的巅峰中走到终点。它也不会以突然的反转结束。一个市场可以——而且经常——在价格普遍开始下跌之前很久就不再是牛市了。我期待已久的预警信号来了——当我注意到一个接一个的领涨股从顶部回调了好几个点，而且——好几个月来第一次——没有再涨回来。它们的赛程显然跑完了，这显然要求我改变交易策略。

道理很简单。在牛市中，价格趋势当然是明确而坚定地向上的。因此，每当一只股票逆大势而行时，你有理由假设那只特定的股票出了问题。对于有经验的交易者来说，察觉到有什么不对劲就够了。他不能指望报价纸带变成一个讲师。他的工作就是听纸带说"出去！"，而不是等它提交一份法律文件供审批。

正如我之前说的，我注意到那些曾经引领了精彩上涨的股票不再上涨了。它们跌了六七个点然后就停在那里。与此同时，市场的其余部分在新的领头羊带领下继续上涨。既然这些公司本身没有出任何问题，原因就要到别处去找。那些股票随大流涨了好几个月。当它们不再跟涨了，尽管牛市浪潮仍然汹涌，这意味着对那些特定的股票来说，牛市已经结束了。而对于其余的股票，趋势仍然明确向上。

没有必要因为困惑而陷入不作为，因为实际上并没有交叉流。我那时候没有转为看空整个市场，因为报价纸带没有告诉我要这样做。牛市的终点还没有到来，虽然已经在呼喊距离之内了。在它到来之前，仍然有牛市的钱可以赚。既然如此，我只是对那些已经停止上涨的股票转为看空，同时因为市场的其余部分背后仍有上涨动力，我既买也卖。

那些不再领涨的领头羊，我卖出了。我在每只股票上做空了五千股；然后我做多了新的领头羊。我做空的那些股票没怎么动，但我做多的股票继续上涨。当这些股票最终也停止上涨时，我卖掉了它们然后转为做空——每只五千股。到那时候我已经比看多更看空了，因为显然下一笔大钱要在下跌中赚。虽然我确信熊市实际上已经在牛市真正结束之前就开始了，但我知道大举做空的时机还没到。没有道理比国王更保皇党——尤其是太早这样做。报价纸带只是说，熊军主力的巡逻分队已经冲过去了。是时候做好准备了。

我继续同时买入和卖出，大约一个月的交易之后，我手上有了六万股的空头头寸——十二只不同的股票各五千股，这些股票在当年早些时候曾是公众的宠儿，因为它们曾是大牛市的领头羊。这算不上一个很重的仓位；但不要忘记，当时市场也还没有明确转为熊市。14.11

14.11 整个 1916 年流言不断困扰着交易所。人们恐惧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以及和平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可能带来的后果——这与以前的冲突（如 1904 年的日俄战争、布尔战争和内战）形成了奇特的对比。在那些战争中，担忧的是战争会继续干扰正常贸易并消耗生产性资本。美国独特的地位使其能从战争中获利——吸引新的黄金流入——这改变了一切。12 月，威尔逊总统要求交战国阐明目标以寻找"共同基础"，引发了"接近恐慌的投机市场动荡——不仅仅在证券交易所，谷物市场也是如此"。12 月的暴跌正是 Livermore 真正大翻身的时刻。调查中，Livermore 的经纪人 Oliver Harriman 透露其客户当时持有约 700 万美元的空头头寸，由此获利估计在 80 万到 100 万美元之间。

然后有一天，整个市场突然变得十分疲弱，所有股票的价格开始下跌。当我做空的十二只股票中每一只都有至少四个点的利润时，我知道我是对的。报价纸带告诉我现在做空是安全的了，于是我立即加倍了仓位。

我有了自己的头寸。我在一个现在明显是熊市的市场中做空。我没有必要去推动行情。市场必然会朝我有利的方向走，知道这一点，我可以安心等待。加倍之后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做任何交易。在我建立满仓大约七周之后，我们迎来了那次著名的"泄密"事件，股市暴跌。据说有人提前从华盛顿得到消息，威尔逊总统要发表一条将迅速把和平之鸽带回欧洲的声明。当然，战争新娘热潮是由世界大战发起和维持的，而和平是利空消息。当场内最精明的交易员之一被指控靠内幕消息获利时，他只是说他卖出股票不是因为什么消息，而是因为他认为牛市已经过熟了。我自己是在七周之前就把空头仓位加了倍。

消息传来市场暴跌，我自然平仓了。这是唯一合理的操作。当发生了你在制定计划时没有预料到的事情时，你应该利用命运善意提供给你的机会。首先，在这样的大跌中你拥有一个大市场——一个你可以在其中转身的市场，而那正是把账面利润变成真金白银的时候。即使在熊市中，一个人也不能总是在不把价格推高到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回补十二万股。他必须等待一个允许他以不损害账面利润的方式买进那么多股票的市场。

我想指出的是，我并没有指望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因为那个特定的原因发生那次特定的暴跌。但正如我以前告诉过你的，我三十年的交易经验告诉我，这类意外通常是沿着阻力最小路线发生的，而我正是基于这条路线来建立我的市场头寸。还有一件事要记住：永远不要试图在最高点卖出。那样做是不明智的。在回调之后卖出，如果回调之后没有反弹的话。

我在 1916 年净赚了大约三百万美元——牛市持续的时候做多，熊市开始的时候做空。正如我之前说的，一个人不必跟市场的某一边结婚到死。

那年冬天我去了南方棕榈滩度假，我通常这样做，因为我非常喜欢海钓。我做空着股票和小麦，两条线都给我带来了可观的利润。没有什么烦心事，我过得很开心。当然，除非我去欧洲，否则我不可能真正脱离股票或商品市场。比如在阿迪朗达克山区，我在家里有一条直通经纪人办公室的专线。14.12

14.12 Livermore 大约在此时在纽约州北部阿迪朗达克山区的普莱西德湖买了一栋房子。1925 年 8 月《纽约时报》报道说，Livermore 在因上一年夏天的巨额亏损而退出市场一年后，开始从普莱西德湖的别墅"指挥他的操作"。他之前做空股票押注 Calvin Coolidge 当选，但那一年市场飙涨了 30%。据称他在普莱西德湖的隐居处建了五万股美国钢铁和"一个重要仓位"的 White Motors 头寸。

在棕榈滩我经常去我经纪人的分支办公室。我注意到棉花——我当时没有任何棉花头寸——走势强劲且在上涨。大约那个时候——这是 1917 年——我听到了很多关于威尔逊总统努力促成和平的消息。这些报告以新闻电讯和私人消息的形式从华盛顿传来。这就是为什么有一天我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各种市场的走势反映了人们对威尔逊先生成功的信心。如果和平近在眼前，股票和小麦应该下跌，棉花应该上涨。在股票和小麦方面我已经布好了局，但我有一段时间没有操作棉花了。14.13

14.13 到 12 月，威尔逊勉强赢得连任后，协约国集体拒绝了德国的妥协提议，并提出了德国随即拒绝的条件。1917 年 1 月，德国外交官警告美国将实施"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周围海域及东地中海强行阻止一切航行——包括中立国——的政策"，并补充说"在该区域内遇到的一切船只都将被击沉"。2 月初，美德关系急剧恶化的消息导致市场暴跌。美国船只在公海上被猎杀。柏林还向墨西哥政府示好，鼓励其与同盟国联合攻击美国以收复失地。到 4 月，国会已投票对德宣战。

那天下午两点二十分我还没有持有一包棉花，但到两点二十五分，我对和平即将到来的信念让我买入了一万五千包作为起手仓位。我打算按照我的老系统操作——也就是建满仓——我已经跟你描述过了。

就在那天下午，收盘之后，我们收到了无限制潜艇战的照会。除了等待第二天市场开盘，什么也做不了。我记得那天晚上在格里德利餐厅，这个国家最伟大的工业巨头之一以低于当天下午收盘价五个点的价格出价卖任意数量的美国钢铁。几位匹兹堡百万富翁就在旁边。没有人接受这位大人物的报价。他们知道开盘必然会有一次大跌。

果不其然，第二天早上股票和商品市场一片骚动，你可以想象。有些股票开盘就比前一天收盘价低了八个点。对我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天赐良机，可以获利回补所有的空头仓位。正如我之前说的，在熊市中，如果突然出现了全面的恐慌崩溃，回补总是明智的。那是唯一的方式——如果你持有一个大规模的仓位——能够迅速且不会让账面利润大幅缩水地将其转化为真金白银。比如说，我光是美国钢铁一只股票就做空了五万股。当然我还做空了其他股票，当我看到有市场可以回补时，我就照做了。我的利润大约是一百五十万美元。这不是一个可以忽略的机会。

棉花——我持有一万五千包多头，是前一天交易的最后半小时买的——开盘跌了五百个点。好大的跌幅！这意味着一夜之间亏损了三十七万五千美元。虽然很清楚在股票和小麦上唯一明智的操作是趁暴跌回补，但在棉花上我应该怎么做就没那么清楚了。有各种因素要考虑，虽然我一旦确信自己错了就会立刻止损，但那天早上我不愿意承受那笔亏损。然后我想到，我是去南方钓鱼、享受好时光的，不是去为棉花市场的走势伤脑筋的。而且，我在小麦和股票上拿了那么大的利润，于是决定认赔棉花。我就当作我的利润是一百多万，而不是一百五十万。这纯粹是记账问题，就像那些推销员在你问太多问题时爱说的那样。

如果前一天收盘前我没有买那些棉花，我就能省下那四十万美元。这说明了一个人在适度的仓位上也可以多快地亏掉一大笔钱。我的主要头寸是绝对正确的，而且一个性质与导致我在股票和小麦上建仓的考虑截然相反的意外事件反而帮了我。请注意，投机中阻力最小路线再次向交易者证明了它的价值。价格按照我预期的方向走了，尽管出现了德国照会这个意料之外的市场因素。如果事情按照我原来的设想发展，我在所有三条线上都会百分之百正确，因为有了和平，股票和小麦会下跌而棉花会飞涨。我本可以在三条线上全部大赚。不管有没有和平，我在股票和小麦上的判断都是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个意想不到的事件反而帮了忙。在棉花上，我的操作是基于市场之外可能发生的事情——也就是说，我押注的是威尔逊先生和平谈判的成功。让我在棉花上输掉赌注的是德国军方领导人。

1917 年初回到纽约时，我还清了所有欠的钱，总共超过一百万美元。14.14 偿还债务对我来说是极大的快乐。我本来可以早几个月还清的，但我没有，原因很简单。我当时正在积极而成功地交易，需要所有的资金。我觉得我对自己也对那些我视为债主的人有义务，要充分利用 1915 年和 1916 年那些绝佳的市场机会。我知道我会赚很多钱，而且我并不担心让他们多等几个月——这笔钱很多人原本就没指望拿回来。我不想零零碎碎地还债，也不想一次还一个人，而是想一次性全额还清所有人。所以只要市场还在尽其所能地帮助我，我就继续以我的资源所允许的最大规模交易。

14.14 1917 年 1 月，Livermore 自豪地告诉记者他是如何"东山再起"的，并声称自己不再是赌徒而是"商业投机者"。虽然他没有确认或否认最近赚了 350 万美元的传闻，他解释了自己获得新本金的过程并提出了一些建议："成功的首要条件是对自己有信心。我从未失去勇气。通常一个人买入后，股票涨了几个点，他就害怕它会再跌回去、他会失去已经赚到的那点小钱。那是恐惧的错误时机。他应该知道，股票上涨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他是对的，他应该持有。但他因为恐惧而卖出了。不要试图在市场中做超短线。那不值得。买一只股票。不要加码金字塔建仓，因为那样做会抹掉你的利润百分比。用你对待生意的同样原则来对待市场。靠你自己的判断。" Livermore 随即恢复了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给妻子买了一枚十二万美元的祖母绿戒指和一艘他称之为"潜艇捕手"的快艇，还因为定期列车没有下铺就包了一列从杰克逊维尔到棕榈滩的专列。

我想付利息，但所有签了免除协议的债主都坚决拒绝收取。我最后还清的那个人就是欠他八百美元、把我搞得不得安宁、让我无法交易的那位。我故意让他等到听说我已经还清了其他所有人之后才还他。我想给他一个教训，下次有人欠他几百块钱时学会通融一点。

这就是我东山再起的经过。

还清债务之后，我把一笔相当可观的钱买了年金。我下定决心再也不让自己陷入一文不名、窘迫潦倒、连本金都没有的境地了。当然，结婚之后我为妻子建立了一份信托基金。儿子出生后我也为他建立了一份。14.15

14.15 这其实是 Livermore 的第二次婚姻。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来自印第安纳波利斯的 Nettie Jordan，两人在他旅居圣路易斯期间相识，1900 年在波士顿结婚。1908 年之后，随着他在 Theodore Price 棉花投机中的惨败以及其后数年的低迷市场，两人关系急剧恶化。1918 年 11 月 Nettie 在内华达州雷诺申请离婚。一个月后，Livermore 与布鲁克林的歌舞女郎 Dorothy Fox Wendt 结婚。当时 Livermore 41 岁，新娘年仅 23 岁。1919 年 9 月 Jesse Livermore Jr. 出生，1921 年 Paul Livermore 出生。

我这样做的原因不仅仅是担心股市可能把钱从我手里拿走，还因为我知道一个人会花掉他能拿到手的任何东西。通过这样做，我的妻子和孩子就安全了——安全到连我也没法动用。

我认识的不止一个人做过同样的事，但后来在需要钱的时候哄妻子签字放弃，然后又把钱亏掉了。但我的安排是，无论我想要什么、我妻子想要什么，那份信托都纹丝不动。它绝对安全，不受我们任何一方的攻击；安全于我的市场需要；甚至安全于一个深爱丈夫的妻子的爱。我不冒任何险！